能为王佳楠和蔡小丽近作的出版写下一些文字，在我看来何尝不是一件乐事。他们并非中国绘画史上第一对著名的夫妻档。早在14世纪，便有伟大的天才赵孟頫与其妻，擅长画竹的管道升联袂同行，而当代，也可随口举出吴作人与萧淑芳，庞熏琴与丘堤，曾善清(Zeng Shanqing)和杨彦萍(Yang Yanping)等为例。有幸与王佳楠与蔡小丽相识之士，皆知二人才艺比肩，足以相互激发，却又能保持各自独特的个性。

　　近年来，关于从中国大陆移民到西方的中国画家已经有太多的讨论，主要围绕他们如何不得不适应他们遇到的困境，及如何不得不在一个异域文化中反映自家身份。但是正如国内的生活压力在激励着中国艺术家，适应移民生活的需要也是对这些定居或暂居于西方的艺术家的一种挑战。

　　把王佳楠和蔡小丽的作品视为一种独特文化处境的图解是一个诱人的想法，而的确也有许多批评家已将文章如是做来。不过这种想法并不全面，也并未切中要领。因为有众多的当代中国艺术家已经在这个情境之下感到了来自过去与当下，东方与西方间冲突的挑战，但这不能保证艺术上的杰出。在我看来，认识王佳楠和蔡小丽作品的关键要比这深层得多，即在于他们已将在西方的体验和他们的中国传统完全内化。在他们的作品中并没有刻意而为的合成，也许除了在运用媒材上结合中西方材料技法而具有的一些西方因素，比如充溢着生机与表现力的丰富色彩，完全占满画面空间的构图，与及偏爱外框的形式胜过中国的卷轴，但就内容而言，他们绘画的主题却完全是中国的。

　　蔡小丽那些精美的作品根源于十世纪伟大的画家黄荃，他的作品全以精细的色彩笔触绘制，时而层层渲染，而他当时的对手徐熙则以墨线作画(前者称工笔，后者为水墨)，并赋以淡彩。蔡小丽深入研究过这两种风格的绢上作品，熔合了两家面貌迥异的技法，于是便有她笔下那些肌理丰富的花叶被精细的线条所环绕。在她的花卉画中，线条几乎难以辨识，而在她的竹中，她则展现出对线的高度掌握。

　　王佳楠的山水画与北宋山水大师的纪念碑式作品深深谋合，而他的人物画却让人想到南宋禅宗画家牧溪与梁楷。在表现那些颠狂的僧侣与酒醉的乐师时，他使用了禅宗画家的手法，人物的衣袍以单一的墨色草草绘就，于是观者的目光必然被吸引到描绘更加精细，并施以温暖色彩的面部表情上，因为这些醉酒，奏乐，阅禁书之乐等画面的意味也正寓于此间。王佳楠曾说，在那些黑暗年代中他发现“这些快乐饮酒的和尚同时是对我人生中最失意时期的一种反抗和解毒剂。”不过那是早在十四年前。我认为，他今天仍然创作这些题材并不是为了宣泄，而是要想获得绘制他们时那种纯粹的快乐。他不仅参考禅宗绘画，有时还追溯得更远。早就有人指出，他那些醉酒的诗人使人想起公元400年的墓室浮雕上描绘的“竹林七贤”，同样，他的舞乐者们也能在著名的四川汉墓舞乐人陶像中觅见踪影。

　　正如那些华丽的，梦幻般的山水画展现了王佳楠性格的一个方面，这些人物则反映了他性情中娱世的一面，二者之间具有极大的反差。也许他通常带有的安宁态度多少缘自于与蔡小丽愉快的婚姻。有时他看上去仿佛在自嘲，似乎一切的绘作仅是一种玩笑。但是呈现在他山水画中的品质则表明这并非玩笑，而是深厚的中国传统学养，深刻的思考，强烈的情感与高超技艺的产物。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意旨和技法上大相径庭的两种画风，会出自同一人笔下，并与其妻蔡小丽的绘画如此琴瑟相和。

　　麦克·苏立文 教授

　　牛津

　　2004年1月